中国正在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确保该政治目标的成功，6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会议承诺，加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税收减少了。会议同时还建议，建立农民负担监管机制。
中央政府高层的这次会议对保姆李媛媛来说，恐怕是过于深奥了。然而，这位体态丰满女子却坚信，“政府是在帮助我们农民。我们农民一年到头地忙，只能挣很少一点钱。”
20岁的媛媛5年前从湖北襄阳来北京，在某部队干部家里做家庭服务员――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月工资800元。她说，以前在农村老家，全家5口人，靠种水稻和小麦为生，一年最多能赚10000元。“你看我在北京，一个人一年就能挣那么多。”
为了帮助成千上万像李媛媛这样的农民过上好日子，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以缩小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这个沟壑几乎已经把这个国家分割成了两部分：富庶的东部城市和贫困的西部农村。
该战略意味着，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重心将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温家宝在人代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重新分配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个战略计划是实事求是的、可操作的。“中央在农村地区做了广泛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才做出这个战略转移的决定。”
“战略上的转移可以帮助农民增收。只有农民的收入有了实质性的增加，我们才可能扩大消费。事实上，国内消费问题已经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温铁军说。温教授是中国卓有成就的农村问题专家。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开展了一项有关农民对“新农村”有何期待的调查。在综合了从全国10个“明星村”和10个普通村采集的940份有效问卷以及156个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调查结果显示，54.6 %的农民把“增加收入” 放在首位，19.5%计划进城打工，以增加收入。
调查同时还发现，81.9 %的农民认为现在每年上缴的税费不算重。然而，由于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升，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尽管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总人口的一半至今仍然以种地为生，但在过去的10年里，工业化和城市化却成为了政府议事日程的重点。结果，温教授说，农村被甩在了城市发展的后面。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表明，政府将对农村给予其对城市一样的关注，并将利用科学技术，使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复苏。温教授说，“农村的富裕将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河北省唐山市西杨家营村坚持以工业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农民 收入提高，人均收入达11800元。这是村办的奶牛厂。
温家宝总理在他的工作报告中，用20个字描绘了未来新农村的景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个未来景象意味着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政策，它表明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决心和新思路，” 温铁军说。
不过，曾经在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做了17年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新农村建设并不是新村建设，不是修建一些新公路、新房子、新厕所那样简单，” 这位农村发展的专家说。
43岁的李昌平享有“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的声誉。2000年，他因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抱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各种压力，李昌平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他现在是慈善机构“国际乐施会（香港）” 的顾问。
温铁军教授不同意李昌平的观点。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的理念触及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它强调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乡村社区的和谐建设。比如，发展绿色农业，既能为城市提供安全的食品，又能保证农村自身发展的持续性。
其次，新农村战略强调，努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由于缺乏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等，一些农村居民因家人生病或孩子上大学而变得一贫如洗。“我们必须建立起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的社会保障体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温教授说。
此外，该战略设计出了终极目标：把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文和自然环境都令人喜悦、适宜人居的地方，不但能吸引传统的农村居民，而且还能吸引城里人。
对于这个战略转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这是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农村变革”。
27年前的那场改革，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收入增加，二是购买力增加。当时的国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于是，乡镇企业应运而生。
80年代，农村发展的集中表现是工业化。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大量消耗在了农村工业化中。村办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力。农民在从事非农业工作时，又没离开农村。用当时的话来说，叫“离土不离乡”。村民只要在村办企业中投入了资金或技术，就可成为股东。大批农民企业家涌现出来。农民收入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然而，只有小部分东部地区的乡村保持了发展势头。专家们认为，随着90年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农村的发展停滞了。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民的支出将到达3397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4.2 % 。这些钱将主要投向小型水利设施、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农村社会事业。
在过去20多年里，由于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较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据广州的《南方周末》报道，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高达6.6％， 这意味着100多万中小学生因校舍短缺不能就学。
尽管政府花在农民身上的钱增加了，但是基数还是很低。潘维教授说，农村发展占整个中国预算的8.9%。这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也就是说，新增加的财政支出落实到人头，一个农民一年也就多了7块钱。农民还是脱不了贫。”
他建议发展 “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帮助他们进入到一些能产生效益的领域。比如，销售、金融、超市等。”
通过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可以更有效的与其他经济组织谈判，并建立稳固的契约关系。中国目前有30个试验性的农民合作社。
社会服务体系在农村也还非常薄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丁元竹教授说，“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现代化。你不可能在每一个村子安排一个医生或一个老师。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教会他们一些社会技能，以适应城市现代化。”
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农村新城市建设的问题。社会观察家宋晓军说，“多数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靠希望或期待活着的。新农村就是关乎希望的。”
“对政府而言，城市和农村都是自己的孩子。现在，政府号召富裕的城市人积极支援、帮助他们长期被忽略的农村弟妹们。这对广大农村来说，就是一个希望。”
北京西城的一个蔬菜小贩非常赞同宋的观点。李秀丽说到自己那个村庄的生活，用了两个形容词：“枯燥、单调”。
27岁的李秀丽2001年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来北京打工。在这之前，她还从未去过电影院。她说，“县城才有电影院。我家到县城有30多公里。北京多好，到处都是好玩的。超市啊，购物中心啊，电视节目啊，有的是可逛可看的。”
然而，温铁军教授指出，国际经验证明，单纯的城市化并不能复兴农村。以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为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当年花了两万亿日元，重新分配规划农村土地。结果，日本小农经济失去了竞争力，只能依靠政府越来越多的补贴生存。
因此，一些人建议的耕地私有化并不是出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体制上的矛盾，即城乡分治，”丁元竹说。“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恰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