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用“听政会专业户”来称呼崔盐生的时候，这位６９岁的退休老人总是点头微笑。对他来说，这个头衔名副其实：在过去的六年中，他参加了在浙江省会杭州举行的21场听证会。换句话说，他只错过了一场。
“我是2000年第一次参加听证会的，那时我才意识到，民主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崔盐生回忆说。崔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五十多年。
1996年，中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听证制度，当时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个全新的概念。根据这部法律，如果被处以数额较大的罚款，或者被吊销驾照，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向主管机关要求听证。
1998年，听证会制度写进了《价格法》中：在对公共事业或自然垄断的商品进行定价之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尽管听证会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在中国却迅速生根开花。
崔盐生说：“我认为听证会制度是一个能够表达我们声音的良好平台。”在1998年退休前，崔是杭州机床集团的一名工程师。
他依然记得他参加的第一次听证会。那次讨论的主题是修改著名国际旅游城市杭州的公园管理条例。那个夏天，崔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市的公园，听取游客意见，并在听证会上展示了这些资料。
“那次会上的讨论很激烈，跟我以前参加过的座谈会完全不同。我很高兴地看到，听证会发挥了作用：管理部门最终取消了门票收费。”
官方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地举行了2000多场听证会。它们的主题广泛，覆盖了教育收费、解除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民航机票价格、拆迁户安置等各个领域。 2002年1月12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
铁路价格听证会在北京举行，一些旅客在北京西客站通过大屏幕观看
听证会电视现场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听证会制度推动了“公众参与的意识”。他说，“如果公众能够参与公共政策的出台过程，他们就会更加愿意配合政府执行这项政策。”
政府机关和民众都在转变观念。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崔盐生说他自己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了解社会动态，他订阅了九份报纸，还有若干份杂志。
“我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不过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我是周围人的一名称职的发言人，”他说。
尽管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听证会制度已经给公众带来了不少看得见的好处：广东省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使春运期间的客运票价涨幅下降了30%；如果因为考试作弊而被开除，北京高校的学生有权要求校方举行听证会；在江苏省会南京举行的一次有关煤气价格的听证会上，代表们否决了企业出具的一份300万元（约合40万美元）的财务报告，因为他们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水分。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听证会制度还激发了中国人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马怀德说，中国人已经开始习惯在重大事项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缩到后面，或者被动地接受上级指令。
2005年4月，由于一场听证会，北京著名的历史遗迹圆明园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圆明园是清朝修建的一处皇家园林，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掠夺和焚烧。
2004年，圆明园管理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在公园的几处湖底铺设塑料薄膜，涉及的湖面达2000多亩。他们声称，这项工程是为了防止水渗漏到地下。但大多数公众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怀疑公园管理部门这样做是因为经济利益驱使，并且担心这一举动会给该历史遗迹带来难以弥补的浩劫。
在公众的一片愤怒和质疑中，国家环保总局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环境评价听证会。听证会吸引了来自各行业的73名代表，其中包括教师、警察、律师、非政府组织代表、公务员和学者。在持续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大多数代表对防渗膜工程表示了否定态度。
经过进一步调查，并结合清华大学提出的一项环评报告，环保总局在三个月后对圆明园管理处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立即拆除防渗膜。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李楯称赞这次听证会是“环保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并为中国的民主决策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政府也意识到了，听证会能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听证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要体现”。
除了在行政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听证会制度在立法过程中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去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建立一套包括听证会制度在内的有效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立法。
2005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属的三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听证会，讨论即将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个税起征点。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2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听证会——这也是迄今中国举行的层次最高的听证会。经过一天的讨论，听证会取得了一项实质性成果：个税起征点从800元（100美元）上调到了1600元（200美元）。社会各界普遍对听证会的结果表示欢迎。
中国的不少省市在制订地方法规或条令前，也会借助听证会来听取民意。
马怀德认为，听证会制度取得了实效，因为它促使政府部门在工作方式上更加透明。“人们亲眼看到，行政和立法过程被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他说。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听证会制度还存在着不少漏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认为，听证会代表的遴选方式就不够科学。“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能够代表各种声音的成熟的利益团体还很少，”他解释说。在一些情况下，听证会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代表，“这样他们的独立性就不够充分”。
以北京去年举行的一次电力价格听证会为例。在会上，20名代表一致同意调价方案。但之前由两家著名门户网站新浪和搜狐举行的网上投票结果却显示，超过80%的人反对电价上调。
应教授还认为，听证会的笔录和备忘录应当公开，包括代表们的陈词。“人们有权知道，听证会代表说了些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透明度，听证会就有可能变成走过场。”
最近参加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会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建民就反对将听证会材料保密。她说，听证会的组织者——北京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会前向代表们发放了一份详细的材料，但要求他们保密40天。陈教授说，“我认为没有必要保密，这样做没有意义。”
北京大学研究行政法的学者王锡锌警告说，听证会制度正面临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应当努力避免听证会变成政治‘做秀’，或者偏离民主的本意。”
崔盐生也希望，政府能认真地倾听民众在听证会上的意见。
崔笑着说：“我相信听证会制度，因为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对吧？”再过两个月，他将参加有生以来的第22次听证会。（完）